作者：仵埂

图片：Nina Papiorek Ceceeme

试想：一个内心卑污、人格阴暗的人，如何能写一部亮堂堂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研究著作？这样两个巨人，迫使研究者的自身人格，能够与之并齐对视，能够与之遥遥想通？活的灵魂要唤醒死者的精魂，回应他400年前的设定的问题与道义担当。你有没有力量迎上去与之对谈？这些都能显示出一个研究者本身须有的气度和心量、识见和人格。这方面，我从李建军这本书里，能体察到他饱满且撼动人心的力量感。

   【 01 】

        在我读《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过程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赞叹：写得真好！读完后我冷静地梳理自己的思绪，扪心自问，是哪些地方触动了我？让我从内心深处生出这样的感喟？我发现，最令我赞叹的地方是，作者极为开阔的精神视野和睿智的史识以及烛照研究对象的心量。仿佛于一瞬间，我触摸到作者的神灵妙处，看见了开在高高悬崖上那朵绚丽的精神之花。尽管作者李建军过去跟我如此熟稔，如此亲近，我也细细阅读过他的几个评论集子，也写过关于他的批评的文章，知道他的价值取向与精神维度。但读完该著，却又似乎重新发现了另一个李建军。这一点让我惊讶。

       这本书里，也许因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逼使研究者也要与巨人一般，站在他的对面与之对视。当然，这种对视，能映照出研究者的格局，能称出研究者的心量。作者在梳理历史、研究文本、度量人物时，令人喜悦地见出，作者业已具有的磅礴的精神气象。这种阅读感受，不是一般性的阅读快感，而是被思想的锋芒、磅礴的情感和妥贴出色的修辞所点燃与征服的狂喜。

        李建军是一个有着纯正价值理想的人。正因为这样，在对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研究中，他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同时，因为作者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动荡变迁有着亲历感受。这样一个孕育着历史转向的大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造就一个大学者大作家的时代。

        古老中国近百年来的动荡变迁，如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其深厚的精神背景，必有壮丽苦难的历史所打上的浓重投影，这些地方，都为作者理解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并赋予了这个时代的思想者以烛照历史人物的亮光。只要他坚守自己的节操良知，自觉承担民族大义而又认真思索，那么，对他而言，这个时代就是催生卓识的一片丰盈沃土。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去世整整400年，这400年的接受史，也是一部曲折有趣的大戏。两位文学巨匠像两座大山，横亘在后来者面前，让你翻越并做出评判，也如同镜子一般照亮了后来者的面容。李建军亦是众多后来者之一，毫无疑问，摆在李建军面前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以及400年来对两位所做评判的文学家研究者，也成为李建军烛照的对象。作者从人类前行的方向和纵深的历史里获取天火，将这一束光亮打过去，历史一下子便亮堂起来，芸芸人物清晰地辉映在天幕上。

      作为伟大的戏剧家，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汤显祖，当然也都难脱其局限性，一个时代也有这个时代的局限。但天才就在于他的超越，他们天然地秉持着人类通向未来的美好情愫，并有能力将这稀世珍宝镶嵌进自己的作品里，传递给后人。他的局限仅仅映照出他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高度，或可能采取的艺术手段。

【 02 】

       法国从18世纪启蒙主义时期，到19世纪，从伏尔泰、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到司汤达和雨果，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其立场有着鲜明的分野。有人对这样伟大的戏剧家充满偏见，而有的人却能一下子被深深迷住？如前所述，莎士比亚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研究者自身的局限和精神视阀。

       本书作者正是站在一个时代深处去体察两个伟大作家与时代的碰撞，比如他精彩分析了伏尔泰这个启蒙主义大师，为什么竟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又喜爱又否定？原来他逃不出时代给予的局限。受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戏剧家拉辛与高乃依的熏陶，在“理性”的光芒照耀下走来的“文明人”伏尔泰，怎么能接受一个天才的自然之子所散发出的“野蛮”而磅礴的气息？所以，这才呈现出他自身对莎士比亚评价的奇怪的矛盾性。伏尔泰是一位哲学家，亦是一位对艺术有着天然领悟力的文学家，他的艺术天赋和艺术直觉告诉他，莎士比亚作品中那种超越时空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所以他认为莎士比亚“具有充沛的活力和自然而卓绝的天才”，“有着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有力、最伟大的东西”。⑴

      但是他所承继的又是法国十七世纪以“理性”为旗帜的遗产，这种理性的表现，是法国宫廷的审美取向、法兰西学院高悬的“三一律”规则对艺术的裁决判断、贵族文艺沙龙的艺术趣味等等。所以，伏尔泰又觉得莎士比亚“毫无高尚的趣味，也丝毫不懂戏剧艺术的规律”，“有着比那些没有灵魂的粗俗性格所能包容的更为粗鄙、更令人憎恶的东西”。⑵

       该著还非常精彩地引用并分析了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一段评价：“无上光辉的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怪异人物，较之现代人的贤智更千百倍的令人喜爱。直到现在，许多天才的英国诗人就像一棵茂盛的树，野生着，而偶然地发射出千百枝嫩枝，有力地不平衡地生长着：如果你想强制它自然地生长，而像马尔里花园中树木那样去修剪它，它就非死不可。”⑶作者紧接着评价道：“瞧瞧，伏尔泰的心理有多么矛盾，思想有多么混乱——既然它那么‘令人喜爱’，又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想要‘强制’地干预这种自然的成长呢？为什么要像法国的‘马尔里花园中的树木那样去修剪它’呢？”⑷

       这些地方，充分揭示出伏尔泰自身的矛盾性，既体现出自己所处伟大时代的启蒙声音，有着时代对原有艺术规则的冲撞，体现出启蒙时代所喊出的蛮野的“自然”对抗那种17世纪的宫廷化的“文明”，又体现在这样一个新旧之交的时代所沿袭下来的审美习惯、社会风尚构成的拘囿，这样来看伏尔泰的矛盾性，就一下子明白了。作者这样抽丝剥茧地层层分析，让人们明白了这种矛盾性的来由，以及产生这种歧异性的根源，作者的史识照见了当事人所处时代的阀限。

【 03 】

      面对莎士比亚，俄罗斯评论家和作家也呈现出两歧之境，“文学批评家几乎全都是莎士比亚的忠实读者，几乎全都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赞不绝口”。⑸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卢那察尔斯基都给与莎士比亚以崇高的敬意和热情洋溢的赞美。作家却有所不同，屠格涅夫虽赞美有加，但其在“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⑹而这偏差，恰恰是该著着力剖析的地方。屠格涅夫在一篇《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的演讲文中，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无私的利他主义的典型，而后者则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代表。”⑺ “他把堂吉诃德当作从‘道德理想国’来的完美无缺的道德典范，不吝赞词，大加揄扬；同时，却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哈姆莱特，生生地拽到了自己的时代，让他代表自己时代的那些懦弱、自私、庸俗的人们来接受审判。”⑻

        屠格涅夫将堂吉诃德看作美德与至善的化身，捧到了道德的“九天之上”，把哈姆莱特贬低到了道德的“九地之下”， ⑼认为他简直就是坏德行和坏人格的典型。这些，显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极为尖锐的。而哈姆莱特，也绝非屠格涅夫所主观臆断的那样，“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总是为自己忙忙碌碌，要求别人重视自己；他经常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自己的地位。”⑽在对比两部作品中所涉爱情，“屠格涅夫将塞万提斯的所有喜剧性的叙事，全都转换成了庄严而崇高的正剧”。⑾实际上，堂吉诃德的爱情“简直就是一个辛酸的玩笑，一个辛辣的讽刺，人们从中很难看到真正的爱情所应该具有的情感内容”。⑿而对哈姆莱特的爱情，作者使用了“肉欲”“好色的人”“哈姆雷特不爱任何人”这样的判断。

        李建军认为，“哈姆莱特与奥菲利娅的爱情是艰难的、不幸的、但却是真挚的、纯洁的”。作者接着使用了一句漂亮的修辞：“就仿佛被石头压弯的玫瑰，依然在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一样。”⒀认真对比研读这两部杰作，人们不难发现，李建军的批评和判断，是公允和恰当的。屠格涅夫也真是“忽略了哈姆雷特的特殊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下才有的复杂而特殊的心情——正是险恶的处境和沉重的压力，造成了哈姆雷特对生活的消极的情感反应，使他半疯半儍，说刻薄的反话和奇怪的疯话。”⒁对于一个伟大作家所持有的偏见，著者并不因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顺应其声，反而迎上去对之辩析诘问，在这里可以见出著者所抱持的坚定的人文理想与纯正的审美判断力，他的这一原则在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中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来。

“托尔斯泰从年轻时候就不喜欢莎士比亚”，到了1903年，他“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决定对困扰了自己五十多年的‘莎士比亚’问题，来一番系统的研究和彻底的清理，”最后得出结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抄袭的、肤浅的、人为地七拼八凑而成、即兴臆想出来的文字，与艺术和诗毫无共同之处。”“不仅如此，从道德、伦理和宗教的角度看，用‘真诚’的尺度来衡量，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都缺乏‘真诚’，而他的剧作的内容，则‘是一种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蔑视群氓，即劳动阶级，否定任何志在改变现存制度的意图……莎士比亚的作品不符合任何一种艺术的要求，而且它们的倾向还是极其低下、极不道德的’”。⒂

        细细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批评，可以看出，他所用批评的尺度，核心是他的道德内容与宗教情感，尽管说他的判断来自三个方面：情感的独特性、传达的清晰性、作家的真挚性，但其背后支撑的核心，还是上述两点。正因为如此，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仅仅是一个热衷于娱乐的庸俗作家，缺乏自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精神”。⒃这个问题，在托尔斯泰眼里，非同小可，“不以宗教为基础的戏剧，不仅不像如今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是重要和美好的事业，而且是最庸俗最可鄙夷的”。⒄该著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表现着作者自己的宗教情感”，“以一种隐微的形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⒅与托尔斯泰浓烈的东正教情感不同，可以称之为“宇宙宗教感情”。并认为，“一切时代的天才之所以超凡出众，就在于他们具有这种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不知道什么教条”。⒆“莎士比亚试图通过无限丰富的，甚至充满神秘色彩的事象，表达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揭示某种永恒而庄严的秩序的存在”。⒇李建军借用爱因斯坦对宗教三阶段的描述，来考量莎氏与托翁的差异。这三阶段为恐惧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认为托尔斯泰的宗教情感处在道德宗教阶段，而莎士比亚更多具有宇宙宗教情感。

      在李建军看来，列夫·托尔斯泰之所以能违拗逆反整个欧洲对莎士比亚的正面肯定，而执意说“不仅不能把莎士比亚看作伟大的、天才的作家，甚至不能看作最平常的文人”，是因为“他完全忘了这一点，就像他是为文学和艺术立法的人一样，莎士比亚也是文学的伟大的立法者”。（21）“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属于‘规则现实主义’”，而“莎士比亚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气质”与他“完全不同，”属于“不规则现实主义戏剧理念和写作模式”，（22）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托尔斯泰的规则所能容纳接受的范畴，“就像泰晤士河不同于涅瓦河一样”，但托尔斯泰却因为两条不同的河流，而以其中一条作为尺度来度量另一条河流，得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缺乏“分寸感”的结论。其实莎士比亚不是不讲分寸，“他有自己的分寸，那不是一种外在的分寸，而是一种内在的分寸；不是客观的物象世界的分寸，而是主观的想象世界的分寸。”“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有着俄罗斯式的虔诚的宗教意识和严苛的道德要求，而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则纯乎是自然主义的”。而且是一种“积极而活跃的自然主义”，“倾向于以开放和理解的态度，认识一切，包容一切”。（23）托尔斯泰以自己的创作原则去套莎士比亚的创作现实，那就像是“用戥子来称量玫瑰花的芬芳”，（24）严重不对称。著者这些精彩深刻思理严密的分析驳难，不能不令人从心底叹服。

【 04 】

       再看汤显祖，他所活动的时间是明代晚期，遭遇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与莎士比亚相比，他是不幸的。莎士比亚遇到的是仁慈开明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宽容的政治氛围，使莎士比亚竟能写出讽刺伊丽莎白女王之父的作品《亨利八世》，却未受到任何伤害。而在文字狱笼罩下的汤显祖，只能以梦境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以“情之至”来反抗“理之至”。两相比照，更能见出汤显祖之艰难与不易，见出他在那样一个动辄得咎的专制氛围下，保持人格尊严、坚守良知正义、守护内心自由之难能可贵。

       下面，我们借作者这一束思想亮光，来辨析一下近代学术巨子王国维对宋元戏曲的肯定与对明清戏曲贬抑之因由。王国维认为“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25）为什么他对元曲这样褒扬却将明清戏曲贬之为“死文学”？该著细细考察了王国维的文学理念，认为王国维将“真”作为他的审美核心概念，“文学有二‘原质’：曰景，曰情。唯有抒发真情、抒写真景的文学，才有可能是第一流的文学。写作要师法造化，追求抒情写物的‘自然’效果。”（26）按照这种“真”的标准衡量，“元曲便是最值得称道的作品……王国维又拈出意境一词来概括这种文学上的美质和佳处，认为元曲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有意境而已矣’。何谓有意境，就是感人、真切、自然”。（27）“他批评明代的剧作家，认为他们或‘失元人法度’，或‘不逮元人远甚’，或其‘词亦无足观’”。（28）

       汤显祖属于明代戏曲翘首，王国维虽对之批评有所留情，但还是说他“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说“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29）由此看来，王国维对明清乃至汤显祖的戏剧贬抑之依据，其出发点还是“真”，认为汤显祖的作品更多为“人工”而非“自然”之作。所以“死文学”是也。为了弄清并回答这一问题，该著作者梳理了明清以来对汤显祖在语言风格与修辞技巧上的批评，使读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豁然明了。

        原来作为临川派的领袖汤显祖，是直写性灵的“本色派”，这个本色，也就是青木正儿说的“创造派”，这一派与沈璟为代表的谨守律则的“吴江派”，在戏剧理念和写作风格上，都迥然各异，于是招致“屈曲聱牙”、“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舛律”（30）等批评。这样，“自明代王骥德开始，中经清代李渔，后来再到王国维，对汤显祖戏曲写作的语言问题和文体问题的质疑和批评，从未消歇”。（31）但是作者借当代学者黄振林之口，为具有天才性创造力且表现出“直是横行”的汤显祖辩护，认为沈璟煞费苦心制作的曲谱，“不仅没有成为文人创作的规范，反而造成传奇的灾难”。（32）这样看来，所谓的“死文学”之说，其源头就是被汤显祖同代人沈璟所批评的不合音律规范的问题，但汤显祖对自己的创作极为自信，坚持表“情”为上的主观化路径，这当然具有了“人工”特征，其实也就是浪漫主义的创作立场，这与王国维所尊崇的现实主义实境之“真”，有着巨大的反差。浪漫主义的“情”境之真遭贬抑，便成王国维指点贬损的情理之义。

       我想，王国维对明清戏曲所下“死文学”断语之背后，还有一个时代风潮的推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成书于1912年，他在思考写作时，正是白话文汹涌而起欲替代文言文的时期，而汤显祖所代表的明清戏曲在语言上的书面化典雅化，在这一时代氛围的映衬下，与宋元戏曲的口语化浅显性比较起来，也就自然地显出了“死文学”的特征。李建军围绕汤显祖批评史所做剖析，细细梳理各个时期不同批评家所依之法，所守之道，以文学史家的眼力识见，照亮批评者本人各自的短长，其论说评析，细致深入，卓见闪烁，常发前人之所未见，实乃令人称赏。

      本文仅就该著中三个部分做了较多分析，首先是法国在接受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一代启蒙宗师伏尔泰的矛盾行状；其次是俄国接受莎士比亚的过程中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误读与错谬；其三是明代戏曲乃至汤显祖为何被近代学术大家王国维目之为“死文学”之缘由等。这三个部分，本文花了较多笔墨做了细致的赏析，算是管窥一斑，以自己阅读中的喜悦与所获，拿来与大家交流分享。

      从行文而言，该著具有饱满、雄奇之气。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时时能感到流溢在字里行间的磅礴气势。论者气象浩大，而这种浩然之气来自于论者所持之正论，所依之天则，他的背后是人类数千年文明所养育之气。痛恨专制，呼唤光明；尊重人性，崇尚自由；高扬人权，鞭挞暴虐。作者的现代意识、深刻思理与审美鉴赏力，精彩地展示出理论、逻辑与思想的锋芒。其纵论400年来汤、莎学术研究之短长，激扬文字，褒贬人物，评说是非，显示出正大渊博的力量感。作者正是站在人类通向未来的光明正途上，形成强大的人格力量，加之深厚的学养，使其论说如光亮，穿透每一个论述对象的心域。其缜密的思理和准确有力的修辞，使其气盛而言宜。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作为中英伟大的戏剧家，他们的戏剧创作，无不具有伟大的人格境界。“若无健全之人格，必无健全之文学；若无伟大之人格，必无伟大之文学”。（33）他们内心必有一个明亮而强大的伦理召唤力，所以他们的强大，来自于他们“对人和生活的挚爱，对自由和真理的热爱……面对权力的超越态度和批判意识……敢于对抗邪恶的勇敢精神和百折不挠的男子汉气概”。（34）以此构成强大的充塞天地的情感力量。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就这样站在研究者面前，试想：一个内心卑污、人格阴暗的人，如何能写一部亮堂堂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研究著作？这样两个巨人，迫使研究者的自身人格，能够与之并齐对视，能够与之遥遥想通？活的灵魂要唤醒死者的精魂，回应他400年前的设定的问题与道义担当。你有没有力量迎上去与之对谈？这些都能显示出一个研究者本身须有的气度和心量、识见和人格。这方面，我从李建军这本书里，能体察到他饱满且撼动人心的力量感。一个人在写作时，气息羸弱，气量不足，就难以写出圆润饱满的东西，但我眼前的这部著作，从头至尾，气息贯通、敏锐犀利、文采飞扬。这既显示出李建军学术方面扎实的功底，更显示出他深厚的学养。

       总之，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令我充满兴奋感，为如此好的作品而兴奋，为作品达如此境界而兴奋，也为出版社出了这一本好书而点赞。对这样一个有胆有识有慧眼的出版家，我也从心底表达我由衷的敬重。

注释：

⑴见李建军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295页—296页，21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10月第1版。以下所引，具出自该著，仅注明引号与页码。

⑵ 295页——296页；⑶298页；⑷298页；⑸347页；⑹350页；⑺351页；⑻351页；⑼352页；⑽353页；⑾356页；⑿356页；⒀357页；⒁353页；⒂364页；⒃368页；⒄368页；⒅369页；⒆369页；⒇369页；(21)365页；(22)366-367页；(23)367页；(24)365页；(25)115页；(26)116页；(27)117页；(28)118-119页；(29)119页；(30)119-120页；(31)125 页；(32)127页；(33)413页；(34)414-415页。

                                  2016-12-16

2017-2-4二稿

原载于《兰有秀兮菊有芳》 21世纪出版社2017年5月1版

来源 ：艺术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