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具中的中国文人精神

︱王伯勋︱


       家具,人类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重要构成部分。

清代学者李渔在其所著《闲情偶寄》一书中,曾经这样论述家具与人们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

          家具制造,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形成之初。伴随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基本需求,产生了原始阶段的家具。在《康熙字典》中,对“杌”的解释为“木无枝也,木短出貌”。现代生活中仍在使用“杌子”这一小件坐具,是人类在远古时期将木桩简单去除枝丫而成。家具制造是人类改造自然系统工程的部分,也是人们改造自然的重要劳动成果。

         论及家具制造的古代文献很少,计有《考工记》《考工记图》《鲁班经》等。其中提及的家具,凡三十余种:屏风、围屏、牙轿、衣笼、大床、凉床、藤床、禅床、禅椅、镜架、镜箱、面架、棹(桌)、八仙棹(桌)、小琴棹(桌)、圆棹(桌)、一字棹(桌)、案棹(桌)、搭脚凳、衣架、素衣架、鼓架、花架、凉伞架、校(交)椅、琴凳、杌子、衣厨(橱)、烛光、香炉、圆炉、看炉、方炉、香几、学士灯挂、药箱、药厨(橱)、火斗、柜子、象棋盘、围棋盘、算盘、茶盘、托盘、架等。

      《考工记》原是先秦典籍中的一部,后收录《周礼》成为其第六篇,专门记述百工劳作方面的内容,工匠种类包括木工、金银匠、鞣革师、染色师、刮摩师和陶艺师等。此书后来经过清代学者戴震阐发并做图注,形成《考工记图》一书,为后世读者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明代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编制《鲁班经》,全名为《新镌正式匠家镜鲁班经附秘诀仙机》,此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传统木工行业人员从业指导手册。

           简单浏览中国古代家具的流变历程,可见《考工记》的重点在于“工”,属于家具制造中“形而下”的部分。家具制造“形而上”的精神性追求发生在明朝中后期,这个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保持了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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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 (局部)

       明清之际,传统中国文化经历了宋、元等朝代数百年的生发积淀,已然臻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境界。文人以前所未见的热情参与家具制造,产生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明式家具”的经典范式。


        明式家具,又称“维扬家具”,或者“维扬明式家具”。扬州,古时别称“维扬”,地理范围包括苏州以及古徽州的歙县等地。由此可知明式家具和扬州、苏州、徽州之间的密切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在手工业制造领域变元代手工业者的终身服役制为“轮坐”,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明朝中后期,苏州、扬州等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因为丝绸、盐业发达起来,遂成为当时的财富聚集地。这是包括家具制造、园林建造等行业得以发展的经济基础。

           明清之际苏州、扬州等地商品经济发达,财富高度聚集,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因而吸引了大量文人聚集于此,形成商儒合流的历史景观。

            苏州、扬州地区成功的商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延请文人名士参与造园,成为流行风尚,文人的美学思想也因此得以渗透到园林设计中。这些文人同时也参与了园林造成之后的家具设计、陈列、使用、维护的全过程,使得布置园林、侍弄花草、设计家具等成为当时文人的基本日常。文人的审美追求和精神趣味,自然渗入造园以及园林造成之后的家具制造及其陈设等方面。

          明朝中后期,歙县富商郑超宗定居扬州,其私人园林名为“影园”,设计者为计成。家具陈设成为园林生活的配套用品,家具制造成为客观需要。据相关文献记载,与郑交好的文人有董其昌、钱谦益、冒襄等人,都曾参与园林建造和家具设计陈列等事务。

            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之下,扬州、苏州地区形成高雅的文化气氛,孔尚任曾评论为:“文人寄迹,半于海内。”明末清初,在苏州、扬州定居的文人有文徵明、董其昌、张岱、杜、杜 、王士祯等,画家有石涛、程邃、查士标、吕潜、龚贤、扬州八怪等,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清代早期,扬州小玲珑山馆主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因为经营盐业而获得巨大社会财富。马氏兄弟对文玩器用情有独钟,与当时文人过从密切。二人的交游圈,包括厉鹗、全祖望、袁枚、姚世钰等当时的一众文化名人。

           受文人审美趣味的影响,明式家具用料崇尚硬质木材。苏州、扬州等地,曾经广泛分布有榉树,以盛产榉木板材闻名。同时,随着海上丝路的拓展,来自南亚、非洲地区的硬质木材大量输入,充分满足了家具制造过程中的原料需求,为明清之际家具生产提供了原材料的保障。


据《广志绎》一书记载:“姑苏人聪慧好学,亦善仿古法为之。”可知苏州、扬州地区在家具制造方面具有深厚的技术储备,为家具制造提供了技术支撑。这一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清初家具制作名匠萧晨,此人同时又是一位画家。明清之际,文人参与家具制造的密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明清之际的明式家具,并非仅产于苏州、扬州两地,也有大量徽州木器入市,与苏、扬两地生产的家具合流,其中一部分通过运河漕运北上,销往直隶(今河北)、北京,另一部分则通过海运到达广州,继而行销海外。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为明式家具的流通传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仅有的几部与家具制造有关的古代文献,除《考工记》外,大都成书于明清两代。这一实况说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家具的制造也相应的愈发精英化、精细化。文人参与家具制造,加速了实用家具向精神化表达发展的趋势。

         《长物志》一书为吴门画派首席画家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所著,全书内容涉猎广泛。其中卷六为“几榻”,收入家具名目二十余种,呈现了明代文士在家具品评、选择、使用等方面的审美趣味。文震亨在书中述及的观点,代表了两宋以来,江南汉族文士对于雅致境界近乎偏执的热爱。比如,“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近见有以五色芝粘其上者,颇为添足”“不可雕龙凤、花草诸俗式”等极端措辞比比皆是。可见家具制造发展到明代,文人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其中。同时,文人的家国情怀和精神追求也在家具中得以阐发,为明式家具的成熟奠定了人文基础。

           虽然同为产生于明清之际记述家具的著作,或许是不及文震亨显赫的家庭背景,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中的用词十分温和,基本未做结论性评价,倒是从生活实际需要出发,对家具制造提出了大量的改进意见。比如给书案添制多个抽屉、冬季书案下装置暖脚火盆、夏天使用冰镇杌凳等有趣的发明都是李渔的创意。和《长物志》的倨傲凌人形成了鲜明对比,《闲情偶寄》一书洋溢着浓浓的市井气息,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

          与明式家具渐趋成熟同步,文人的精神性追求广泛发生在与家具制造相关的诸多方面。文人与家具的结合,以更加“作品”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文人更加直接地参与家具的品评鉴定。

           明成化年间进士、徽州歙县人黄训写有《书架铭》一文:“架乎其书者,何绝夫尘也。书之有尘,其害也小,绝之也易。心之有尘,其害也大,绝之也难。余每顾架,辄叹爱之不及爱书也,故铭书架以自警。”在黄训的文人理想中,家具是其修身的物品,俨然成为道德标杆实体。另有一代散文大家归有光所写《几铭》:“惟九经诸史,先圣贤所传,少而习焉,老而弥专,是皆吾心之所固然,是以乐之不知其岁年。”可见,家具的意义已经远超实用功能,成为文人标榜治学情怀和人生理想的媒介。

           文人与家具的关联,极端发展,也难免出现神秘化倾向。扬州的康山草堂曾经藏有一段枝杈,因为形状类似流动的云彩而被赵宦光名之为“流云”。董其昌见后,附和题记:“散木无文章,直木忌先伐。连蜷而离奇,仙查与舟筏。”之后,这段原本作为家具陈设的枝杈就身价飞升,成为非同一般的物件。这则趣闻,从另一面证明了文人参与家具价值建构的关键影响。

           至此,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器用家具,其实用功能逐渐让位于形而上的道统理念。古代家具自然而然地成为传统中国文人精神的物质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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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24.8厘米 横528.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为清华大学博士后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㉜期︱

来源:北京画院